——开国元勋林伯渠纪略
尹德立

　　滔滔澧水出武陵，千载人杰地灵。在武陵山系域内澧水中游，铜山山脉南麓，有一个绿树掩映、气韵灵秀的村子叫凉水井，自清朝道光年间就闻名遐迩的“林家大屋”，便坐落在这个村子里。这个“九牧世第”、“诗礼传家”的林姓家族是临澧古代四大家族之一。自元末明初起，这个家族就开始世代为官，到了近代更是人物风流立华夏，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节奏，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传奇人物，当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和“红色革命”三大历程的先驱者——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生于公元1886年3月20日，即清光绪丙戌年二月十五日。他的父亲林鸿仪是当地　　一位正直的旧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母亲则是一位能识字断文、勤劳善良的农家主妇。受父母亲正直人格的熏陶和影响，林伯渠自小就养成对正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社会黑暗的反叛。爆发在他八岁时的甲午中日战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早的一丝社会黑暗的阴影，母亲教他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子曰诗云”，让他慢慢形成朦朦胧胧的社会正义意识。九岁时，他就和堂兄林修梅一起，捣毁过庙里在他们看来好像从未保佑过穷苦人的泥菩萨。十岁起，他开始跟随身为道水书院山长的父亲读书，父亲林鸿仪憎恨旧制、同情维新、传播新论的言行，自然要影响到儿子，而父亲特意为林伯渠选编的《励志》丛书，进一步加深了对少年林伯渠思想的影响。那时，林伯渠就能背诵康有为《论语注》中的重要章节，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成为林伯渠最早接受的社会构想。然而，在林伯渠十二岁时发生的戊戌变法迅即失败之后，中国社会陷于更深的黑暗，少年林伯渠自然也只能暂时被黑暗所笼罩。直到林伯渠十六岁考入湖南西路师范即后来的常德市一中，他才从懵懂的少年时代，加速跨入了追求思想自觉的青年时代。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1902～1920）
　　对林伯渠来说，1902年可以算是一个新的起点。自这一年考入湖南西路师范，林伯渠走出家门，进入都市，置身学海，开始大量阅读新书，如梁启超的《中国魂》等等，从而日渐萌发他振兴中华民族的人生志向。在改革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推动下，他和一帮同气相求的青年学子常常聚会，共同讨论交流他们的社会思考。这个时期，林伯渠在常德结识的青年朋友中，有同情革命、思想激进的桃源籍青年学子宋教仁，有当时就敢于登台演讲的反清斗士，石门籍青年学子覃振，还有当时就开始从事革命组织活动的澧县籍青年学子蒋翊武，林伯渠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参加相关革命活动，走出了追求社会变革的第一步。
然而，还在林伯渠西路师范学业未竟之际，年方四十的父亲不幸病逝，林伯渠不仅失去了自己赖以支撑生计的慈父，也失去了一位思想开明、治学严谨的导师。极大的悲痛中，林伯渠遵从父亲早年与其学友司马翰先生相约结成儿女亲家的遗愿，也遵循独木难支的母亲的愿望，与曾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司马钿凤小姐结为夫妻。这样，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勉强使得一家的生计得以维持。
　　在这个时期，林伯渠的思想不断发生着积极的变化，最先，他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后来，他读到爱国志士邹容先生所著的《革命书》，思想开始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再后来，他终于建立起了推翻满清皇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正是在强烈而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林伯渠读书极为刻苦，成绩十分优异，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湖南西路师范获得选派一名赴日官费留学生名额的机会时，骨子里也是个维新派的校长熊希龄，毫不犹豫地鼓励和力荐林伯渠出洋深造，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留学，加上林伯渠在专门的选拔考试中表现卓异、力拔头筹，因而，全校唯一的一个官费留学名额终落林伯渠名下，这使林伯渠一时成为轰动常德、轰动临澧、更轰动凉水井村的耀眼人物。虽然，离别家乡、离别母亲、离别新婚妻子也是令人愁肠百结的事情，但怀抱救国之志的林伯渠，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追求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林伯渠这次出洋途中，首次走过洋人耀武扬威的大上海，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乘坐日本火轮“长崎丸”破浪东渡日本。1904年，满怀救国理想的林伯渠考入了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弘文师范学院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刚刚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速成学校，一般六个月毕业。当时，日本的民主革命浪潮正在兴起，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的中坚分子还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现了《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土地国有问题》等进步著作，这一切都深深吸引和影响着中国留学生。在林伯渠留日之前，先期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开始了种种革命活动，首先是孙中山在横滨设立了“兴中会”分会，继而是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会”，特别是1903年以后，宣传革命的刊物雨后春笋般在日本创刊发行，尤其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作，深深震撼着每一位留日的中国爱国青年的心灵。
　　在浓烈的革命斗争氛围中，林伯渠比较了日本日趋发达和满清日趋没落腐朽的现状，更加如饥似渴地潜心研究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理论。不久，与黄兴、宋教仁等一起在慈禧万寿节举行起义的密谋败露，不得已亡命日本的覃振与林伯渠再次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参观东京魏町区靖国神社后，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义愤，而覃振送给林伯渠的那本陈天华编的通俗鼓词《猛回头》，使林伯渠对陈天华这位在他看来“比梁启超高出一百倍”的“革命党”崇拜仰慕至极。在覃振的引见下，林伯渠开始与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志士密切交往，陈天华还将自己所著的《警世钟》《狮子吼》赠给林伯渠。林伯渠的革命激情因而更加日益高涨，民主革命思想认识也日益充实。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这是一个由孙中山发起的“兴中会”，章太炎、蔡元培发起的“光复会”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发起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革命大联盟。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亲睹了孙中山先生的风采，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上的演说，使林伯渠的社会革命思想更加清晰了。次日，林伯渠就请黄兴、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即日由孙中山亲自接纳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同盟会的成立，吓坏了清王朝，它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勾结，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民主革命青年学子的打压来势汹汹，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极大义愤。著名革命者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动政策，也为唤醒自己仍然昏睡着的那些同胞，他毅然决然地在日本蹈海而死、以身殉国。在陈天华追悼大会上，著名女侠秋瑾演说到激动处，热血燃烧，拔刀盟誓，誓死要反清救国。置身革命激流的林伯渠，在与革命同胞强烈的思想共鸣中，于1906年初，决然回到祖国，开始投身实际的救国斗争。
　　林伯渠回国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即刻赶到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民报》的秘密发行。为此，林伯渠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以掩护身份，同时在西路公学任职。其间，他与谭人凤、黄兴等经常通信往来，他们一起对具有反清革命思想、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的英勇就义，给予崇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讴歌。这年年底，林伯渠匆匆回到老家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七重堰凉水井村，与家人一起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1907年初，他又受革命组织的派遣，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很快，文才出众，又有留日经历的林伯渠经姑父引荐，成了吉林巡抚朱家宝的随员，林伯渠从此步入政界，开始了更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机遇和才能，使林伯渠很快进入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并出任“会办”。林伯渠在这个职事岗位上，提出了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办学方案。
　　然而，清政府的卖国求荣，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在“间岛”等领土交易勾当中，引发了东北民众的强烈抗议，同盟会总部也密遣宋教仁来到吉林调查，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只得派东三省总督军事参议吴禄贞往延吉调查其事。吴禄贞是一个颇具革命思想的进步军人，与林伯渠一见如故，两人密切配合，不仅写出了捍卫领土主权的调查报告，还设巧计撕毁了被日本领事掌握着的慈禧卖国手谕，最后迫使日本承认“间岛”是中国的领土，赢得了这场实实在在的爱国斗争。在此期间，林伯渠还亲自介绍发展了十多名同盟会会员，为扩大革命队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在林伯渠全身心投身东北教育和革命活动的时候，家里传来妻子病逝的噩耗，这无疑给林伯渠内心带来了很大的悲伤，但以身许国的林伯渠身不由己，他只能背负对家人、对妻子的无限愧疚，写了一封家书慰问母亲和其他亲人，妻子的丧事也只能拜托族人代为办理，他自己则继续坚持在为同盟会争取新盟友的重要事业中。正是在宋教仁、廖仲恺和林伯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延吉一带一支颇具势力的“马贼”，最终成了同盟会的忠实盟友。
　　1909年春，林伯渠结识了吉林女子小学青年教师伍崇贤，彼此的同心同气，使他们之间渐生爱意。1910年春，他们在吉林结为夫妻，开始了他们同甘共苦的漫漫人生之旅。
　　当东北的革命斗争仍然步履维艰的时候，南方则出现了一次革命势力抬头的热潮。广东、四川和湖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的共进会、文学社等反清组织相继成立，更有黄兴、赵声、谭人凤等在广州发动起义，革命党“敢死队”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1年8月，应同盟会总部之召，林伯渠携妻从吉林赶到上海，然后受遣回到湖南，从事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林伯渠顺路把续弦妻子伍崇贤带回老家凉水井安顿下来后，就立即带着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的使命，赶赴常德，进行常德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到武昌“双十”起义前夕，林伯渠在清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三营的策反工作已基本成熟。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立即举义响应，10月22日，长沙最早光复、宣布独立，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当时，林伯渠在常德做好了迎接新都督派员招抚的工作，为澧水流域各县的反正打开了重要通道。但革命党人执政刚十天，立宪派谭延闿便用阴谋手段篡夺了革命政权，并残酷杀害了革命党领袖人物焦达峰和陈作新，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当时正在湘西北进行革命活动的林伯渠，决定带领一些革命同志离湘，前往南京和上海继续斗争。由于形势险恶，林伯渠离湘前，都没有来得及回家跟妻子和家人道别，只捎了一封短信告别。
　　1911年12月25日，林伯渠和上海的革命党人一起，欢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四天后，南京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先一天赶到南京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新纪元。然而，孙中山的妥协性，给了袁世凯窃国阴谋以可趁之机，4月1日，孙中山被解除大总统职务。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眼见革命成果旁落异己之手，林伯渠万分痛心，同时，他也对革命者不能有丝毫妥协性的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
　　1912年底，各省开始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党的优势陶醉了正在湖南竞选的宋教仁，在他看来，由他组阁的国民党内阁已经指日可待，殊不知他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度仇视。1913年3月20日，年仅32岁、极富才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被袁世凯卑鄙地暗杀了。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三个国民党都督。严峻的形势惊醒了孙中山，他决定号召各省力量，奋起反袁，进行“二次革命”。此时，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宣布独立，接着他便出任以其堂兄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同革命兄长一起并肩战斗。但革命党毕竟仓促上阵，且力量单薄，“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残酷镇压，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通缉，不得不纷纷亡命日本。
　　林伯渠流亡日本后，即进入东京中央大学，潜心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这是他专业方向的一次新定位，以至后来他一直与财政工作结缘。在东京中央大学，林伯渠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新知识，为未来的革命工作积极储备。流亡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常常吃上顿无下顿，不过林伯渠幸而遇到一批留学日本的临澧同乡，在他们的接济下，林伯渠的生活得以勉强维持，学业得以继续完成。
　　由于革命形势的极度低落，此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思想状况也极为复杂，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领袖，也一时产生沮丧和迷惘。但林伯渠却一直紧紧追随百折不挠的孙中山，积极支持孙中山继续革命的主张，当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林伯渠毫不犹豫地毅然加入了这个新党。1914年7月8日，林伯渠准时赶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场，与黄兴、居正、陈其美、汪精卫、李石曾、廖仲恺等一起共同参与关于党的誓约的讨论。这个由孙中山草定的入党誓约，要求入党者要打手模以示誓死忠诚，对此，与会者发生了较大分歧。首先是汪精卫等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革命党的做法，并当即退出了会场；继而是黄兴等也表示异议，不予响应。情况陷入困局，孙中山的支持者只在少数。而林伯渠此时毅然决然表态坚决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并取过誓约文书，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打上了手模。接着，林修梅等也相继签名、打手模，打破了建党会议的困局。此后，林氏兄弟便成了孙中山格外倚重的革命中坚。
　　林伯渠在积极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初期理论建设与学习的同时，也开始了与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接触和交融。1916年1月，李大钊等在东京建立进步学术团体“神州学会”，林伯渠积极参加到这个团体中，通过频繁的学术讨论和交流，林伯渠的思想迅速升华。1915年12月，国内由蔡锷将军在云南蒙自起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激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袁浪潮。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孙中山派遣回国开展反袁活动。临行，李大钊特为这位思想上的密友饯行，此后他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林伯渠回国后，拖着积劳成疾的身子，回到湖南担任湖南反袁护国军参议。湖南各县纷纷起义反袁，省督汤芗铭见风使舵，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不久垮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后程潜明察秋毫，讨伐汤芗铭。谭延闿主湘，排挤程潜。在如此极为复杂的时局中，林伯渠始终肩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使命，一面在湖南省公署任总务科长，一面创建了“正谊社”。正谊社实际是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的重要活动据点。
　　1916年9月，林伯渠赶到上海拜会了也已辗转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并把家眷接到长沙居住。次年，段祺瑞推翻黎元洪、张勋，当上了北京政府总理。这年7月，孙中山则在南方被推任为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形成南北对峙。8月，林伯渠被湖南省公署卸职，林修梅也被撤职。不久，林修梅等人根据革命需要，在衡阳宣布起义，林伯渠放弃赴美研修的机会，追随林修梅到了衡阳，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0月，孙中山任命林伯渠为大元帅府湖南劳军使，返湘慰劳起义将士。一段时期，护法军声势不断壮大，并在湖南执政，给了反动政府有力的打击。后来，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东山再起，组织大军五路攻湘，护法军不得已败退南方，孙中山一时陷入困境，在苦闷中蛰居一隅。
　　1918年，林伯渠致函孙中山，极力鼓动孙先生重整旗鼓，坚持斗争；次年三月，林伯渠又去上海拜会孙中山，共同商讨护法斗争之计。1919年7月，湘南护法起义被彻底击败，林伯渠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和苦闷。
　　在林伯渠追随孙中山开展护法斗争的艰难时期，李大钊多次致函林伯渠，向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向他传播一些马列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使林伯渠看到了新的希望，也成为他逐步成为马列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开端。
　　1920年，孙中山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在广州重新组成军政府，林伯渠则出任了这个新政府的参议，经常奔走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当时，国民党还处于秘密状态，经费极为困难，为革命奔忙的林伯渠等身上常常是不名一文。这年春天，林伯渠母亲不幸病逝，那时，他妻子伍崇贤为了生计，也已经回到临澧，任教于临澧女子小学。困窘中，夫妻俩顶着很大的传统压力，给母亲办了一场从简的丧事。这年年底，湖南新军阀赵恒惕排斥异己，杀害了程潜所部李仲麟、易象等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林伯渠十分愤慨，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人集会纪念，并用易象的《绝命书》教育同志和家人。也就在这年冬天，经李大钊介绍，林伯渠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当时，恰逢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秘密研究把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合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林伯渠在李大钊带引下到达后，彼此就革命和建党问题交流了一些看法。林伯渠的思想涵养和革命志愿，完全折服了陈独秀等。于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亲自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根据长期发展的需要，让林伯渠还是回到孙中山身边，以便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的逐步壮大，发挥更重大的政治作用。从此，林伯渠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

　　“国民革命”的先驱者(1921～1927)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终于在上海成立，共产党“一大”后不久，李大钊即让林伯渠出面联系，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到广州，作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接着又由林伯渠与孙中山联系，于年底安排共产党人张太雷、国民党人张继和、陈友仁等陪同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林伯渠为掩护身份则留在广州。
　　就在这一年，革命阵营发生了一件极为痛心的意外事件。这还得从林伯渠转向共产主义说起，林伯渠转向共产主义后，对他的堂兄林修梅将军的政治倾向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1921年，戎马一生的林修梅将军，被孙中山擢拔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在林将军与孙中山先生共谋北伐的日子里，林伯渠常常与林修梅一起研讨革命理论，研读马列主义著作，致使林修梅将军新见勃发。一年多里，林修梅将军就撰写了《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等三本著作，初步展示了一个高层革命将领的政治精神世界，一位社会主义领袖级人物正在展露风采。然而，殊为可惜的是，时隔不久，偶染疾病的林修梅将军大意之际，落在庸医之手，竟然酿成林修梅将军于1921年10月15日暴卒的严重后果。这给孙中山、林伯渠等革命同志心中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和悲恸，也给革命阵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影响。林修梅将军去世后，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沉痛祭奠；林伯渠则含泪写下长诗，长歌当哭，与堂兄永诀。
　　但革命事业必然还要向前发展。后来，苏俄政府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林伯渠、李大钊联络安排，越飞又派马林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林伯渠、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为期六天的会谈。嗣后，经有关人员进一步磋商，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常常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党的主张，进而深刻影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产生更多的共鸣。毫无疑问，这些活动对孙中山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都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
　　1923年初，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一直在国民党上海本部工作。由于林伯渠在国民党中的显赫地位，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策得以顺利实现，如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著名共产党人，都经林伯渠介绍，按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成立，除领导上海外，还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员和组织发展，林伯渠也在其中工作。1923年7月，经兼区委员会研究，林伯渠被编在第三组参加党的活动，任教育宣传员，他和张国焘负责演讲政治，瞿秋白、邓中夏负责演讲理论。不久，兼区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与国民党合作发展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的工作，林伯渠、张太雷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林伯渠是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负责国民党组织在全国发展工作的高层人物，他对湖南、湖北的工作尤为关注。正是这个时期，林伯渠和覃振开始关注到长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等青年革命活跃分子，林伯渠和毛泽东几经交谈，达成了在湖南发展国民党支部的初步共识。1922年初，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后，毛泽东在上海主持追悼会，林伯渠参加大会并亲送一副挽联：“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1923年，林伯渠几乎一直为党务和工运奔走在广东与湖北之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他随即选任共产党人彭湃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接着经林伯渠提议，国民党中央执委通过，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个名义上由国民党开办，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农运干部培训基地，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李立三都是该所讲师。可以说，从国共两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林伯渠就担当起了两党合作的高层桥梁。1924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汉口执行部，派林伯渠前往主持。由于林伯渠积极有效的工作，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结果引来了北洋军阀的惊慌和捕杀。形势险恶，林伯渠最后奉命返粤。林伯渠回到广州时，正是广州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右翼爪牙“商团”猖獗时期。林伯渠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等革命力量，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决心，最终平定了商团叛乱。接着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监察院，林伯渠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将军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发动了“北平起义”，成立“国民军”，导致了北洋军阀体系的土崩瓦解；冯将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时局，林伯渠是孙中山北上的随员之一。但孙中山刚到天津，时局生变，段祺瑞在北平组成临时政府，积极运筹向外国列强摇尾乞怜的政治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包围孙中山，劝孙中山参加“善后会议”。严峻时刻，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极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于1925年3月1日在北平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省的二百多名代表一致坚决抵制“善后会议”，给了肝癌晚期的孙中山极大的鼓舞。然而，天不长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年仅59岁。从此，最初以孙文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国民革命，进入了更加艰难和混乱的时期。
　　孙中山去世不久，国民党新老右派害怕左派力量的壮大，采用卑鄙手段暗杀了国民党左派砥柱廖仲恺，林伯渠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共同发动各界公祭廖仲恺先生，送葬人数多达二十万。而国民党右派趁乱发难，以林森、邹鲁、谢持、张继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冒用国民党“一大”中执委名义，在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的“第四次会议”，抛出了“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席位，开除国民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的决定，林伯渠也在被开除之列。但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抵制和反击。当时，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日益提高，从北平返粤后，他担任了中执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监查委员；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递补为中执委常委。这年十二月，林伯渠会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汪精卫、谭延闿、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严厉驳斥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致电各省党部，决定1926年元月举行国民党“二大”。此后，林伯渠全力以赴，投入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由于林伯渠和其他政治因素的积极影响，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权力基本由共产党人掌握，所以，尽管当时国民党内出现了以反共为宗旨的“戴季陶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等政治异己势力，共产党员依然占有三分之一的“二大”代表席位。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林伯渠代表中执委作大会筹备报告，对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导向。这次大会开除和警告了一批右派骨干分子，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但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机构中，虽然共产党人仍然把握着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共产党人在中执委和监察委中的席位已经微乎其微，虽然林伯渠被选为了中执委委员，但许多优秀共产党人落选。特别是由于当时无法看清蒋介石真面貌，他也被选为中执委，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即“总司令”），从而埋下了蒋介石日后篡权施逆的政治祸根。
　　1925年“五卅”惨案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更趋激烈。次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了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确定了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和我党解决农民问题、巩固工农联盟，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的时政方针。会后。陈延年、谭平山即回广州，向林伯渠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林伯渠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在贯彻中共中央时政方针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1926年3月16日～19日，林伯渠主持召开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一次会议，健全机构和队伍，确定由毛泽东担任本届农讲所所长。继而林伯渠为农讲所和农民运动各种实际问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林伯渠也是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并日渐猖獗。继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这是蒋介石公开制造国共分裂的第一枪。虽然林伯渠、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当时还是中共普通党员的林伯渠，因为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所以未能与陈独秀的妥协错误进行争论，其他与会共产党员也未发表意见。由于陈独秀的严重右倾妥协，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第29次联席会上，“讨论关于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三同志之辞职案，决意照准。”而且蒋介石也顺利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实现了他篡党篡军的政治阴谋。
　　林伯渠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后，来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早就力主共产党要掌握军队，来到第六军后，他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多建几个师的重要建议，但因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林伯渠的主张被斥为“军阀思想”。到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打响时，共产党可以影响的第六军仅有三千兵力。第六军前身是“建国攻鄂军”，系杂牌军，思想混乱，战斗力弱，为提高部队政治素养，林伯渠做了大量政治工作，注重发挥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作用；北伐誓师时林伯渠十分激动地作了热情洋溢的战前动员。在北伐初期，林伯渠看出了蒋介石排挤和削弱第六军的意图，向程潜进言，但程潜对蒋介石认识不清，听任蒋介石摆布，结果造成第六军惨重伤亡。第六军进军到湖北境内后，程潜与林伯渠又因政治事宜大吵一场，次日，林伯渠给程潜留下一张条子，并电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然后离开第六军回到湖南。不久，因程潜力请，且他自己也还是对第六军放心不下，于是又回到了第六军。
　　1926年底，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政府移至武汉。但蒋介石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出尔反尔，拒不同意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并抓紧谋划诛杀政治异己的阴谋，幸而有林伯渠进言程潜，才使左派领袖邓演达免遭暗算；邓演达不久前往武汉，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共产党人一起，继续坚持挫败蒋介石阴谋的斗争。为了实现迁都武汉、恢复党权、抵制蒋氏军事独裁、确定农工政策等目标，林伯渠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俄国顾问鲍罗廷之间积极活动，穿梭于南昌、九江和武汉之间，连除夕也不得休息。最后，林伯渠终于在各方支持下，于1927年3月1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迫使蒋介石口头上接受了迁都武汉和恢复党权的决议。
　　1927年3月24日，程潜、林伯渠所部第六军与第二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南京。害怕中国革命成功的帝国主义势力为迫使蒋介石投降，公然下令美英三艘军舰炮轰守城革命军，结果被第六军将士奋力击溃。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报嘉奖了第六军。但“南京事件”后不久，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竟然向他们承诺“逞凶”、“道歉”、“赔偿”，并诬陷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为“宁案要犯”，和帝国主义一起进行联合通缉。其实，当时林伯渠并不在南京，而是在武汉与吴玉章等人一起筹备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这次全会左派力量占了优势，因而通过了一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决议，确定了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林伯渠当选为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免去了蒋介石等右派的一些重要职务（但保留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选出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一个重大挫败。但就在三中全会前后十多天里，惯于翻云覆雨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屠杀各地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机关要人和工运领袖，捣毁了包括第六军政治部在内的一些机关。一系列反革命血案的爆发，把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的嘴脸暴露无余。为制止事态发展，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决定通缉蒋介石，并决定由新任军委秘书长林伯渠出马，动用第六军截捕蒋介石。但由于程潜的犹豫不决和蒋介石的阴险狡猾，逮捕蒋介石的计划落空。更有甚者，那个签署逮捕蒋介石密令的谭延闿，当天就开始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出卖了密令内容，并发誓追随蒋介石。在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博弈中，还是卑鄙残忍的蒋介石占了上风，革命力量连续遭受屠戮和摧毁，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也被蒋介石用阴谋手段强行解散，从而摧毁了当时最重要的革命武装。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4•12”大屠杀，革命力量受到重创。其时，原来伪装成左派的汪精卫，也从国外回来，和蒋介石穿上了连裆裤，他们密谋解散武汉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顽固站在投降主义立场，居然与汪精卫签订了《汪陈联合宣言》，国民革命历程走到了最黑暗的岁月。但林伯渠还是一面坚持争取说服陈独秀，一面履行军委秘书长的职责，抱病奔走在九江、南昌、长沙、汉口之间。
　　“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蒋家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林伯渠和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杨（夸包）安、董必武、夏曦、恽代英、吴玉章等一道，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布讨蒋通电。腥风血雨中，李大钊、肖楚女、陈延年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不幸牺牲。五月中旬，形势继续恶化，在蒋介石策动下，反革命叛乱在湖南、湖北相继发生，外国势力趁火打劫，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开始退让，一时间，成千上万革命者血流成河。
　　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发来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但投降主义者陈独秀竟然拒不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武汉国民政府被汪精卫窃取后，蒋汪合流，“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反动政策在国民党内终成气候，这就意味着蒋汪彻底背叛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宣告失败，在无数共产党员的惨遭杀害中，孙中山发起的“国民革命”画上了悲剧式的句号。而林伯渠通过“大革命”的艰苦历练和洗礼，则已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红色革命”的先驱者(1927～1949)
　　1927年的反革命大屠杀后，原有的约十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万余名坚持革命的骨干分子。在全党同志的一片反对声中，投降主义者陈独秀于1927年7月12日被迫下台。到1927年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正式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选举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
此前的7月18日，林伯渠参加了中共在武昌召开的一次秘密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朱德、毛泽东、刘伯承、苏兆征、谭平山、包惠僧等。这次会议的议题极为重大，南昌起义的最初决定就是这次会议作出的。革命即将发生转机，林伯渠信心百倍，为了党的事业，他马不停蹄奔走在武汉、九江、庐山之间，并利用任武汉国民政府驻九江专员的三弟林祖烈的力量，为党的后续会议安排场地，提供方便，最后形成了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起义前的形势十分险恶，敌我双方都在紧锣密鼓进行着准备起义和破坏起义的种种较量。当在九江的使命基本完成后，林伯渠便与谭平山、恽代英和武汉军校派来的两名女战士撤出九江，直赴南昌。
　　起义在即，林伯渠以江西大旅社二楼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兼宿舍，他利用在南昌熟人多的有利条件，为起义做着联络和筹备粮草给养的重要工作。其间，由于起义消息走漏，反革命一方暗中准备镇压，加上张国焘的保守，起义推迟。危急之际，周恩来力挽狂澜，起义终于按计划打响。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南昌守敌被解决，起义取得胜利。8月1日清晨，南昌《民国日报》就发布了气壮山河的《中央委员宣言》，在这份宣言上署名的，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约二十人，林伯渠自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当日上午，举行了新生革命政权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选举，产生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右派惊恐万状，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急忙调兵遣将，合围南昌。起义队伍8月3日撤离南昌，开始南征。在南征中，林伯渠依然是负责部队的给养保障，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而又关系革命武装生死存亡的使命，为此，林伯渠几乎费尽心血。南征所经各县，革命委员会均任林伯渠为县长，林伯渠则以县长名义出安民告示，争取群众基础。南征极为艰险，主力遭受失败，余部顽强生存。但林伯渠面对南征的失利，并不像护国、护法失败后那样沮丧，因为他看到我们党成功完成了一次武装起义壮举，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在这次大转徙中，林伯渠因是“南京事件要犯”和南昌起义时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财政委员会主席，曾遭到帝国主义鹰犬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他都勇敢机智地避过了追捕。在此过程中，林伯渠认真思考这次南征屡遭失败的原因，悟出了发动和依靠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1928年春节之夜，林伯渠艰难辗转，回到阴森森的上海。在和党的其他主要人物谋求前往苏联学习机会期间，林伯渠在上海亲戚家中读完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进一步充实了革命理论武装。为了筹措去苏联学习的盘缠，林伯渠写信让妻子伍崇贤和三弟林祖烈想点办法，结果还是妻子变卖家当，加上堂侄林永言帮忙，才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这一路历尽艰辛，取道日本，于1928年夏终于到达海参崴，然后又辗转抵达莫斯科。随后，林伯渠与吴玉章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中共十多名有着卓越经历的同志，先后被编在特别班学习，此期，林伯渠取了个俄语名字叫卡米萨洛夫。学习期间，林伯渠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反对托派、培养中国革命骨干和文字拉丁化等方面，都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
　　到1932年秋，蒋介石集结数十万兵力，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林伯渠再也不能安于在海参崴的苏维埃中国党校教员生活，坚决要求回到了国内革命战场。历经千难万险，林伯渠终于在1933年春回到上海，然后秘密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负起了红都理财的历史重任。由于条件的极端艰苦，加上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盲目扩军，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极度困窘，林伯渠为了解决红军的财经需求，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33年8月9日，红都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正式兼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33年8月12日，林伯渠主持召开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会上，中央委员毛泽东做了《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在毛泽东正确的经济建设主张的引导下，在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积极努力下，林伯渠领导的财政部终于打破了革命根据地遭受的经济封锁，确保了革命斗争的持续。
　　但由于当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拒不接受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后遭到失败，中央不得已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长期在外坚持革命斗争，林伯渠已经多年与伍崇贤和孩子音讯未通，更别说相见。因为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同志们便在革命根据地给林伯渠促成了一段新婚姻，他与年轻的革命女战友范乐春走到了一起，他们婚后育有一子，因为生在苏区，便取名秉苏。红军长征时，范乐春刚刚生下儿子，身体虚弱，未能跟随林伯渠北上，而留在闽西苏区坚持斗争。1941年，范乐春病逝于革命斗争岗位上。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仓促转移。林伯渠带领的财政部机关队伍编在长征“红章纵队”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1935年1月，伤亡惨重的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城，并在遵义召开了彪炳青史的“遵义会议”，会议清算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红色革命走上了由毛主席领导的正确道路。
　　蒋介石疯狂的围追堵截，极其严酷的自然条件，极其复杂的路线斗争，使长征显得极其悲壮。作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在长征途中坚定不移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坚持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千方百计做好供给工作，每到一处，总是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手中那盏小马灯，一直照耀着他的长征路，也折射出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永不熄灭的灯塔精神！沙窝会议后，毛泽东极为担心几位老同志的身体经不起长期的艰苦磨难，于是动员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先留在甘肃白区工作，但林伯渠等十分坚定地要求留在长征队伍中一道进军陕北。就这样，林伯渠毅然继续担负为队伍一路筹粮的艰苦使命。林伯渠历来关心战士比关心自己为重，为照顾伤员，他硬是让警卫员把自己唯一的一个热水瓶送到了卫生队。
　　1935年9月12日，林伯渠参加了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问题的俄界会议，他始终不渝支持着毛主席的正确方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即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依然负责其中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工作。在此其间，林伯渠为开展生产建设、推行新文字，都投入了满腔的热情。1936年12月13日，林伯渠参加中央会议回到驻地已是深夜，但他却为一件大事兴奋得无法入睡。第二天清晨，他就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宣布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蒋介石，以兵谏方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大消息。
1937年1月，党中央和西北办事处从保安迁延安后，林伯渠开始代理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3月27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凤凰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林伯渠和与会的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凯丰、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一道坚决清算了张国焘的种种严重错误。林伯渠是一位党性极强的老同志，尽管张国焘犯有严重错误，但作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与被中央安排为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依然真诚合作。
　　随着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1937年2月15日，蒋介石迫于时势，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战争问题。后来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当选为主席。中共即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共合作，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积极主张。中共采取积极的合作行动，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全国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1937年4月4日，林伯渠作为中共的代表，前往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参加中华民族的祭陵大典，他在大典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祭文，郑重宣告中共“各党各派，团结抗日”的时政纲领。但由于蒋介石翻云覆雨，两党的合作谈判异常曲折艰难。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次次与蒋介石据理力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得以逐步形成。由于林伯渠的名字出现在国统区报纸上，他的家人终于得以与他取得联系。与妻子伍崇贤和孩子们十年生死两茫茫，林伯渠百感交集，不久，他们在程潜的帮助下，终于见面。那场亲人的抱头痛哭，自然是林伯渠从未经历过的。妻子告诉林伯渠，她已经回了临澧老家，在林伯渠老友们的帮助下，在县城一所小学当老师，她身边，一直带着秉权、秉益、秉琪、秉佑等几个孩子。
　　1937年4月26日，林伯渠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代主席的身份，签署颁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宣告对土豪劣绅的一些安置政策。5月25日，林伯渠又发布了关于普选的训令，为取消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积极准备。1937年8月22日，中共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西安、南京、重庆、武汉、太原、兰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受任担当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在此期间，林伯渠为落实中共政策，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斡旋，并积极培训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努力做国民党当局上层人员的统战工作。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发表前，特意寄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率先认真学习，然后向身边的同志们讲解贯彻。
　　1937年底，青海马步芳将军俘虏我西北军一千五百余人，强行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给河南卫立煌部。鉴于该团士兵基本都是红军失散人员，林伯渠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电报后，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把这支队伍设法接回，编成八路军358旅，开赴抗日前线，壮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不久，张国焘叛变革命，林伯渠与之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较量，表现出一个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伟岸气魄和磊落胸襟。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选举林伯渠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也是他长期在党的核心层积极工作的必然，正所谓名至实归。1939年，林伯渠又添一喜，他的小儿子在延安出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一心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的林伯渠就给儿子取了个纪念性的名字，叫林相持；后来伍崇贤和其他几个孩子回了老家，相持则被送到延安林伯渠身边，在孩子上延安保育院时，林伯渠给儿子改名林用三，意思是“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父亲的胸襟与情怀。
无论共产党如何在主张和行动上力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始终心怀鬼胎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总是坚持反共投降活动，渐渐公开把政策中心由对外转为对内，由抗战转向反共。汪精卫集团则公开投敌，成为头号汉奸。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一系列反共政策，随即而来的是对八路军的封锁。林伯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积极采取对策，以求打破封锁，为解决八路军衣食给养、医药、运输等问题，林伯渠几乎是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求得方方面面的帮助。尽管林伯渠手上经过的物资无数，但他和身边的同志从来都极其俭朴艰苦，秋毫无犯。
　　当时，经常发生国民党军队扣押延安青年和八路军人员的事情，林伯渠总是千方百计的解救被扣押人员，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数量达数千人之多。但西安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气焰并没有收敛，扣押事件连连发生。为此，林伯渠曾亲往西安行营交涉。1939年5月，他又亲拟电文，揭露西安地区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要求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孔祥熙、天水行营长官程潜予以制止。这份理直气壮的电文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全国进步报刊纷纷转载，一时舆论哗然，影响很大。在白求恩接到蒋介石随从医生别有用心的邀请时，同时受邀陪同的林伯渠则十分赞赏白求恩对邀请的拒绝，并亲自写条回绝了对方，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染一尘的忠诚。
　　西安是当时国民党反共的大本营，林伯渠可以说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尤其是1940年初西安反动当局提出“全党特务化”口号后，形势变得更为险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周围炮楼林立，特务横行，干扰破坏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因而摩擦接连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林伯渠一直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斗争。
　　1940年10月，林伯渠奉命离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返回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下车伊始，即投入组织边区生产建设的工作，努力自力更生，共渡难关。不久，延安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1月，党中央首先组织在延安的120多名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论政策》等。林伯渠在这次运动中，积极遵循中央要求，认真学习，严肃自我批评，详尽撰写个人革命活动经历和自传，其中却只字不提自己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林伯渠在边区积极推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方针，为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坚持深入群众，视察寻访，有时一走就是两个月，1942年的元旦和春节，他都是在乡下度过的。视察回来，林伯渠马上投入贯彻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工作。1941年至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全区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同时，也锻炼了干部，加强了军民团结，使边区更加巩固和繁荣，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起了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浸透着林伯渠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战士的心血。作为革命元老，林伯渠从来不摆架子，从不高高在上，他总是满腔热情帮助青年同志和骨干养成良好的思想作风，提高各方面水平和工作能力，所以大家常亲切地称呼他为“林老头”。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革命队伍中一直深受大家爱戴。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受中共中央派遣，率王若飞、伍云甫等二十余名工作人员，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是因一贯善于玩弄诡计的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谈判邀请而起。当时蒋介石面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节节胜利，兵力扩大到四十余万的形势，急于贯彻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一方面利用第三国际的解散给共产党制造舆论压力，另一方面想用谈判麻痹各方，以争取国民党军队走出颓势，来组织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林伯渠在这样的背景下赴重庆谈判，自然是一场极为严峻而又特殊的政治斗争，可谓使命重大。林伯渠等到达西安时，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也到达，于是双方在西安进行了预备性谈判，然后前往重庆正式谈判。从5月4日到11日，双方在西安会谈了五次，经过激烈交锋，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这个文件是由林伯渠亲自记录整理的。在这个文件上，国民党方的代表故意托词不予签字，给重庆谈判时国民党代表出尔反尔留下了伏笔。
　　1944年5月17日下午，林伯渠等飞抵重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章汉夫、鲁明和国民党官员邵力子、康泽前往机场迎接。其实，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此前，他们已经开会形成意在牢牢控制共产党的《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和《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两个“机密特件”。林伯渠到渝后，蒋介石还安排与林伯渠素有交情的国民党故旧与林伯渠密切接触，阴谋“感召”林伯渠回归国民党。5月19日，林伯渠在重庆会见了蒋介石，他的不卑不亢和元老资格，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恭谦”以对。随后，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的谈判一谈就是四个月之久，国民党的拖延战术显而易见。整个谈判在林伯渠为代表提出的合理方案和张治中为代表对共产党方案的发难之间拉锯，林伯渠满怀赤诚，一方面与中共中央密切联系，一方面在国民党谈判代表间积极斡旋，始终坚定贯彻着中共中央的时政方针和斗争策略；同时，他还利用一切时机，接触重庆各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抗战方针和谈判诚意，为争取人心作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国民党一方的故意拖延，谈判到三个多月仍无任何进展。
　　当时，日军疯狂进犯我国南方，林伯渠家乡也在日军扫荡范围内。年迈的伍崇贤被迫离乡背井。当她得知林伯渠已到重庆后，即致函林伯渠，她准备去成都，让林伯渠设法安排居留。但林伯渠考虑国难当头，自己公务繁重，深感无力满足老妻的要求，只得致函女儿秉衡，让她劝母亲还是呆在老家为好。
　　1944年8月，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三届三次参政会，接中共中央通知，林伯渠仍留重庆出席参政会。会间，林伯渠与一些国民党要员积极沟通，争取支持，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参政会上发言报告国共谈判情况。这个报告有理有据、旗帜鲜明，得到多数与会人士的一致赞同，报告在《新华日报》登载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后，林伯渠继续与国民党方代表严正交涉，口诛笔伐、唇枪舌剑成为林伯渠谈判经历的主要特色。1944年11月，历时半年之久的国共谈判终于搁浅，这时，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出面调停争端，双方决定稍后继续商谈。11月7日，林伯渠偕赫尔利从重庆返回延安。
　　1944年12月22日，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大礼堂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召开。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向大会热情致辞，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1945年3月20日，是林伯渠年满花甲的日子。以往每年生日，林伯渠都不让人知晓，这次，是一个帮他誊写诗稿的女同志从诗中知道了他的生辰。于是，消息传出，边区政府的同志们坚持为他在交际处举行庆祝活动；接着，党中央为表达对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士的景仰，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28日下午，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一片欢声笑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均亲临会场为林伯渠祝贺花甲生辰，中共中央还特意向林伯渠致了祝词，这自然让林伯渠无比激动，当场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年逾花甲的林伯渠带着一个孩子，身边无人照顾生活起居，很不方便，出于对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战士的深深爱戴和同情，从安徽投奔延安的年轻女同志朱明勇敢跨越年龄的障碍，与林伯渠结成了革命伴侣。
　　1945年4月23日，林伯渠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主席做大会报告之后，林伯渠做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林伯渠回顾了自己从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斗争开始，参加中国革命四十年来的战斗历程。这次大会上，林伯渠全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表达了全党同志对这位无限忠诚的革命老战士最崇高的信赖。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也宣布对日作战，我延安总部命令全国各解放区开始战略大反攻，短短两个月，歼敌二十三万多人，林伯渠领导边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方，作出了巨大贡献。9月2日，四面楚歌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在降书上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立即开始部署反共内战、企图抢夺胜利果实；同时他继续玩弄“和谈”骗局，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积极决策；林伯渠作为曾与蒋介石谈判过的革命家，在会上特别谈到蒋介石内战是目的，谈判是幌子。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谈判。林伯渠则领导边区人民进行边区三级政权改选，大力开展练兵，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以此有力支持重庆谈判和全国解放斗争。
　　经过四十多天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同意了中共的“和平建国纲领”，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下达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命令，美国也积极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但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下，国民党迫于时势，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共签订《停战协定》。然而，六个月后，蒋介石完成了内战准备，随即撕毁停战协议，6月26日开始大举进攻各解放区。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盛大会议，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都作了重要讲话。因为战略的需要，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为此，林伯渠更加紧张地投入相关工作，连最小的儿子小相持的转移也顾不上。林伯渠带领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撤出延安后，一边紧张地进行各种支前工作，一边还在绥德进行土地改革试点，极为繁忙。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他和同志们大都在晚上行军，有这么一位老首长在他们中间，同志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那些日子里，林伯渠还与一些高级将领如彭德怀等相互帮助，他的一腔正气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战友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曾公开评价说“林伯渠同志是个正派人”。
　　1947年底，西北战场上保卫延安的战斗已经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沙家店大捷后，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坡会议精神，正确执行中央《中国土地法大纲》，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推向高潮，林伯渠即率领政府机关返回河西。为了土地改革的成功，林伯渠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边区群众中间，解决各种棘手的思想和实际问题，留给人民群众的，都是勤勤恳恳的勤务员印象。
　　到1948年春，西北战场捷报频传，至三月中旬，边区大部地区收复，延安守敌如惊弓之鸟。中原野战军和太岳兵团也已渡过黄河，攻克洛阳；东北战场也连连告捷。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使林伯渠激动不已，但他头脑格外清醒，不时提醒自己和同志们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林伯渠又开始为边区的恢复重建日以继夜地奋斗。11月3日，林伯渠奉命调往党中央工作，要求年底前赶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报到，林伯渠又开始了新的、更为重要的革命领导工作。林伯渠到平山不久，应党中央邀请前来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已由香港抵达沈阳，党中央即派林伯渠前往沈阳迎接。
　　1949年春，林伯渠长途颠簸，将那些重要民主人士安全接到北平后，又匆匆赶回河北平山西北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简朴而又庄严的会场上，林伯渠和与会同志静静聆听毛主席洪亮的声音，深深领会毛主席对胜利后的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告诫。为此，林伯渠在会期就为自己拟定了《入城守则》，作为自己进城后保持艰苦奋斗的座右铭。不久，党中央迁往北平；4月1日，林伯渠移住中南海。也就在这一天，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飞抵北平。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主席早已洞若观火，1949年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彻底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的幻想。国民党谈判代表到达北平后，林伯渠即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还是怀着诚意出面宴请，随后开始技术性商谈，然后进行严肃的正式谈判。最后，中共为这次谈判提出了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国民党方签字，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次参与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团自然是无功而返，而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则审时度势，最后选择了留在北平，参与新中国建国的有关工作；其间，作为张治中老对手和老朋友的林伯渠，自然起到了积极的促成作用。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拉开序幕，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五十四响礼炮，宣告了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林伯渠则担任了这个历史盛会的秘书长，当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林伯渠登上主席台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新中国的声势在此刻已经初显壮阔。从这次会议到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之间，既是大会秘书长，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秘书长的林伯渠，自然更是通宵达旦、日理万机。
　　开国大典上，首先由林伯渠激昂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接着，毛泽东笔挺地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在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林伯渠同志紧紧站在毛主席身边，全神贯注注视着毛主席手中的文稿。这个经典的画面，已经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画卷！这个壮丽的画面，也已经永远成为激励临澧儿女继承林伯渠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1960年5月29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林伯渠同志因病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7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首都万人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说：“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这位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传奇式先驱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正式出版的《林伯渠》一书，作者涂绍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