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柏林

（一）

　　1980年10月，我参加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太浮诗会后，陪同诗人于沙、饮可等人游览了临澧县望城乡看花村内的宋玉墓。
　　拂去满眼迷濛烟雨，穿越二千多年历史沧桑，背负千古忧患情结，我们终于一步一步来到宋玉墓前。
眼前高矗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墓冢，高约10米，长、宽各约50米，拔地而起，俨然是一座小山丘。没有墓碑，没有翁仲石马，没有铭功彝器，也没有凭吊的痕迹，这就是我心目中“一棺竟傍道水寒”的宋玉墓么？！
宋玉庙业已不复存在，辉煌的楼阁早就化作了飘渺的云烟。阡陌间时见秦砖汉瓦，台沟肥凼上的桥板，皆由残碑断碣搭就；农舍竹篱边废弃的粗笨猪槽，竟是石狮雕柱凿成！宋玉城遗址已经模糊难辨。呵！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我们只有从古籍、县志和陈旧的族谱中去寻求宋玉的蛛丝马迹了！

（二）

　　宋玉，姓子，以宋为氏，名玉字，号鹿溪子，又名子渊。相传他是屈原的学生。生于公元前298年，殁于公元前222年，是继屈原之后的浪漫主义楚辞大家。据《安福县志•外纪•流寓》记载：“周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五首，以述其志。又怜师命将落，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寿命。与景差、唐勒并称，客仕楚为大夫。尝居于邑，有城与庙，及看花山、放舟湖诸迹，后殁葬邑之浴溪河南岸。”
　　众所周知，自《诗经》以后，中国的诗歌独盛于楚。在楚族强盛、楚辞兴起的氛围中，大诗人屈原应运而生，写下了光芒四射的《离骚》《天问》《九章》等巨著。屈原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失败的政治家，他与楚王同族，与楚政权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当他遭谗被贬，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等待他的则必然是怀沙沉江、以身殉国的命运。
　　而宋玉只是楚国归州乡下的一介贫士。他儒雅风流，长于词赋，远走京邑，在友人推荐下，好不容易才谋得一个小小的文学侍从位置，以图抒展自己的抱负，想不到遭人嫉妒，不久失职，并被放逐到他的赐地云梦之田，从此便落魄终生。
　　宋玉被贬到云梦之田（今临澧一带）时，才30岁左右。因飘泊异乡，生活异常艰辛，但他意志坚定，性洁志廉，写诗述怀，在看花山上写下了长篇抒情诗《九辩》，抒发自己“失职而志不平”和“无衣裘以御冬兮”的志向和身世。
　　公元前222年，在楚国灭亡的兵荒马乱中，他无声无息地死去。对于一个亡国逐臣、落魄文人的死亡和安葬，秦王朝胜利者是根本不屑也无暇过问的。但宋玉在澧水流域与道水河畔差不多度过了大半生，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看花山麓的老百姓和他的友人、学生们为他举办了简单的丧事。据说出殡棺木抬到浴溪河南岸山上准备掩埋时，突然风云骤变，大雨倾盆，出殡的人都躲雨去了。待到雨过天晴，人们发现放置宋玉棺材的地方已经隆起一个大坟堆。后人为了怀念他，遂立碑、筑城、修庙祭祀。他住过的地方亦名宋玉城（今又名楚城）。他经常观花作赋的山，改为看花山，他放舟吟诗的湖，称为泛舟湖。
一代词苑精英，就这样默默无闻地长眠于临澧浴溪河畔。
　　二千多年过去了。
　　岁月的风霜无情剥蚀他的残碑断碣，久而久之，连宋玉的“玉”字那一点也模糊难辨，致使当时便有人把宋玉墓误认为宋王墓。但六朝时期无名氏一首民歌却道出了真情：
　　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
　　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
　　只道朝宋王，谁道朝宋玉。
                      　　　　　　 ——黄花鱼儿歌
　　直到晚唐时，在宏文馆作校书郎的澧州籍诗人李群玉游历宋玉墓后才辨明真伪，写下了“雨蚀玉文旁没点，至今错认宋王坟”的诗句。于是，宋玉墓葬于澧州道水河畔之谜才解开疑团。也许，当时的士大夫和文人们又对宋玉的墓碑、坟茔进行了一番整理修葺……
此后，宋玉墓又陷入茫茫沉寂之中。
　　经过唐、宋、元、明几个朝代。任千年流光涤荡尽唐宗宋祖的文采风流，消溶尽一切后妃美人的色相，宋玉墓更是埋没于草莽，无人问津了。
　　到了清朝咸丰年间，安福巨富蒋光业等以“助军饷”事闻名全国，蒋氏家族得以封官进爵，盛极一时，遂与当时湖南中上层官吏来往密切。为了便于交酬，附庸风雅，他们掀起了一个纪念屈、宋活动的高潮，并编纂出一部《白雪初唱集》。安福境内的乡绅由蒋明试等人领头，捐资为宋玉墓培坟竖碑，修建了宋玉庙，并于庙侧建立“九辩书院”以激励后学，贡生辛登岸写有《九辩书院记》以记其事。一时，澧州一带不少官吏、文人学士写诗抒怀，后来，这些诗文大都收入《安福县志•艺文》中。

（三）

　　宋玉在生穷困潦倒，死后也是冷落萧条。但他却给中国文坛留下了精典之作，其功劳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据《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所载，宋玉流传于世的赋，现存14篇：《九辩》《招魂》（见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见肖统《昭明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
《九辩》是宋玉身世的自述。现节录如下：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君之心兮与余异……逢此世之俇攘……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今之相者兮举肥，骐骥伏匿而不见兮……独耿介而不随兮……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愿托志乎素餐……窃不自料而愿忠兮，或黕点而污之……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淡而无光……”
　　从以上节录，大体上可以看出诗人从不同角度对萧瑟秋景的描绘，抒发了自己坎坷不幸的遭遇和一生事业无成的悲秋情怀。他诉说自己失职后身临恶境的原因是朝中坏人当道，政治腐败。他痛斥小人蒙蔽君王，混淆是非，揭露楚国统治黑暗、君王昏庸、刚愎蛮横、夸耀勇武，战乱带来痛苦灾难。楚王在政治上轻贤臣、重小人，致使世道日坏，国运将倾，自己一片忠诚得不到理解，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即使如此，他又不愿与世俗合污，心中充满失意的悲哀和无穷的烦闷。最后，只得凭幻想超越现实，遨游太空，藕以摆脱自己悲惨的境遇和胸中的痛苦……
　　《九辩》是与《离骚》同工异曲的长篇抒情诗。全诗分九节，层层递进，通过自然景物来抒发感情，情景交融，意境高远。但在表现形式上，《九辩》又与《离骚》有不同之处。首先是打破楚辞四句两韵格式，句中字数增加，句法更是灵活自由，特别是在音节上更有突破，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的大量使用（如“橬凄增欷兮薄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使得全诗音节和谐舒畅，语句铿锵盎然，对后世文学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招魂》这篇诗歌，司马迁说是屈原的作品，而东汉的王逸却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刺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司马迁未说屈原招谁的魂，而王逸却明确地指出是宋玉招屈原的魂，并不厌其烦地说明宋玉写《招魂》时的心态和目的。前者是史学大家，后者为楚辞大家，本文站在《安福县志》立场，从王说。
　　《招魂》在楚辞中是颇具特色的。首先它用幻想形式叙述招魂的原因，接着用神话传说写东、南、西、北，天上地下的险恶，再诱以故乡的居室、饮食、音乐、娱乐之美等来召唤流浪的灵魂返回故土，将全篇笼罩在一层悲哀虚幻的气氛中，最后在篇末点明“魂兮归来哀江南”的主旨，戛然而止。
全篇结构有序，语言生动，行文笔触细腻，夸张大胆，铺叙层迭，感情丰厚，哀婉动人，对后来“汉赋”体的产生起着直接影响。
　　《风赋》记叙宋玉与景差陪襄王游兰台之宫时的故事，他巧妙地借风为题，讽刺楚王淫乐骄纵，毫不体恤百姓疾苦。他把大自然的风分为雄雌二风，雄风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享用，而雌风属于庶民百姓，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文中极其形象地描写风怎样“起于青萍之末”，怎么渐而大，又怎样渐而小，写出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观察细致，把握准确，文采斐然。
　　《高唐赋》《神女赋》则记叙宋玉单独陪楚襄王游历云梦之台。前赋记楚怀王梦遇巫山神女之事，开篇即写高唐景色之美，进而委婉规劝楚怀王，进用贤才就会精神振作、国泰民安。后赋则劝楚襄王以国事为重，去掉虚幻的巫山神女之想。
　　《登徒子好色赋》写宋玉在楚王面前就登徒子攻击他好色而极力为自己辩护。全文用犀利之笔对攻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严密逻辑中不乏浪漫主义色彩。赋中对美女生动细致的描写尤为出色，成为绝唱。
　　从《对楚王问》则可看出宋玉在失职前已为世俗所不容。文章先写楚王对他的责问，接着写宋玉为自己辩诬。他把自己比为最美妙的歌曲和鸟中之凤，鱼中之鲲，而把那些诽谤者比为不懂曲调的听众和“藩篱之鴳”、“尺泽之鲵”，以此说明君子和小人之间存在着志趣和行为上的根本差别，因而那些攻击他的所谓“社会舆论”，则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大言赋》《小言赋》记载宋玉、唐勒、景差和襄王之间的游历活动。宋玉以其聪慧智识才压唐勒、景差。他所言之大，夸张得无边无际，无法言状；他所言之小，想象到无象无影，无可捉摸，深得襄王赏识，因此获得楚襄王赏赐的云梦之田。
　　其他的《笛赋》《讽赋》《钓赋》《舞赋》及《高唐对》等篇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特点，只是不及前面提及诸篇有名而已。

（四）

　　宋玉隽才善文，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等赋时，尚需模仿宋玉《高唐赋》。
　　刘勰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李白说：“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杜甫有诗赞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窍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晚唐李群玉自称：“宗师屈宋。”
　　宋代欧阳修甚至说道：“宋玉比屈原有出蓝之色。”
　　明代陈第在《屈原古音义》中写道：“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讽刺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恶流也。”
　　王夫之评价说：“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等等。
　　中国文坛上历来以屈宋并称，历代文苑泰斗无不被宋玉的人品才干折服，且把他尊为师表，引为楷模。
也许是曲高和寡吧，一般地说，他阳春白雪般的作品，往往只在较高层次上流传。

（五）

　　实在意想不到的是，已故当代文学大师郭沫若在他的剧本《屈原》中，竟以一种政治漫画式的手法，把宋玉贬成“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而他唯一的依据只是司马迁说过“……终莫敢直谏”。我认为，史太公这句话也未免有失偏颇，身为一个小小文学侍从、人微言轻的年轻人宋玉，有权力能像官居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屈原一样去直谏楚王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王不见察的小臣，有机会干预国家政策法令方针么？！
　　从宋玉留存的作品看来，似乎从未有过薄德求荣之感。2000多年来，历代文苑大师也从来没有过对他这方面的微词。正如《襄阳耆旧记》（卷一）载：“……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
　　可见宋玉与其师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果真像郭大师以婵娟之口骂他是“无耻的文人”那样，以宋玉的聪明才智，如能屈膝变节投靠对他“美其才”的楚王的话，肯定是可以换来高官厚禄，乐享荣华富贵的。然而，他却终生被贬放逐，穷困潦倒到“无衣裘以御冬”的境地，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这不正是实实在在地说明宋玉不从流俗、品性高洁么？！
　　诚然，剧本创作不一定拘泥于史实。但总不能因剧情需要（实际是政治需要），就无端地使一个高贵的灵魂蒙冤吧！更何况宋玉在生坎坷，死后凄凉，怎么能就不负责地“对他不客气”，歪曲他高大光辉的形象呢！
　　有些受蒙蔽的青年学生，每当谈起宋玉时，总说他是个品德败坏的人！
我的心震撼了！我为宋玉悲哀。我想，如果宋玉先生九泉有知，又该悲吟“或黕点而污之”了。

（六）

　　宋玉是屈原文学的继承人。生活和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有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屈原是楚王室的重臣，他的作品着重于政治追求，而宋玉只是一个文学侍从，是一个为宫廷服务的职业作家，谈不上什么政治地位。因而其作品侧重于艺术追求，加上少年时的处境不佳和“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际遇，使他作品表现出怀才不遇的情结，历史把开创中国古代文学感伤主义的重担责无旁贷地放到了宋玉的肩上。
楚辞专家吴广平教授通过多年研究，发表了《宋玉集》《宋玉研究》等著作，阐明了宋玉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他首先肯定了宋玉通过美女与丑妇、巫山与巫峡、大言与小言的描写，说明宋玉是我国赋体文学开山祖师，他开创伤春悲秋主题，他奠定性梦艳情意象，他创立游戏文字先河。宋玉辞赋是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楚辞出现之前，当时是文史哲不分，诗歌舞三位一体，几乎见不到纯文学作品。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文心雕龙•时序》）。屈宋历来并称。面对这两位文学开山祖师，李白也为之倾倒，他写道：“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枚，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
正如林庚先生说过：屈原的崇高伟大，永远令人为之景仰，而宋玉却只是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当然最需要屈原，却也因此不能忘却了宋玉。
　　经过否定之否定，宋玉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升温，全国学术刊物有的开辟“宋玉研究”专栏，宜城、钟祥、江陵、临澧等地为宋玉树碑立传，现代文学界将文献与审美、考古与文化、渊源与接受、精深与通俗等四个方面研究相结合，来恢复宋玉本来的光辉形象，还历史以公正。
　　好在朦胧的迷雾总会飘然而逝，历史终究会赋予他真正的面貌。
　　啊，宋玉，文采风流，万古流芳！